本欄將針對實務常見之重要爭議 與您分享
| 標題 | 訴訟照料義務及傳聞法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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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2019-02-12 | 類別 | 刑事類 |
| 內文 |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07號刑事判決要旨
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乃屬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權，包含人民得享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縝密審判之保障。現代刑事司法的基本理念，是透過程序的正義，以實現實體的公正。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衍生所謂「法院照料義務」，蓋刑事被告於面臨龐大的國家機關動用豐富的資源以對之進行訴追時，在審判程序中往往處於相對弱勢地位，此種不對等的情形在被告未聘任辯護人時更為加劇，是法院有義務適時提供被告一些法律上的協助，以稍微彌補兩造當事人不對等的地位，而能達到實質上的當事人進行主義。是當被告放棄其反對詰問權前，告知義務之踐行即屬法院照料義務之一環。傳聞法則的重要理論依據，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乃予排斥。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對原供述人之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是本法第159條之5規定之傳聞例外，乃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等「同意」之此一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本乎程序之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其第1 項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者，當係指當事人意思表示無瑕疵可指之明示同意而言，以別於第2 項之當事人等「知而不為異議」之默示擬制同意。又默示擬制同意係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調查證據時，「知」有本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卻表示「對於證據調查無異議」、「沒有意見」等意思，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為求與明示同意制度理論一貫，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確保訴訟當事人到庭實行攻擊防禦，使訴訟程序進行、順暢，應視為已有將該等傳聞證據採為證據之同意目的而設。相對地，在明示同意情況下，因被告於審判程序中明確表示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此時，因法院可承認該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且不容被告任意撤回，則被告在訴訟上之處分將會產生放棄反對詰問權之法律效果，特別是被告在無辯護人協助時，為避免在其難以預測之情形下遭受失權效果之突襲性裁判，自應使被告知悉其在有本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時，得有效行使其防禦權之機會，且得明瞭若未及時行使會產生何種失權之效果。是事實審法院對於不諳法律或欠缺訴訟經驗之被告，自應依被告之知識、智能等程度，審視其客觀上是否知悉本法第159 條第1 項之意義及效果，善盡法院之訴訟照料義務，予以適度闡明，落實憲法上賦予被告得以充分行使其防禦的權利。換言之，本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所稱之明示同意，雖未如同條第2 項明定須有「知」之主觀要件，惟當係指 當事人「知」有本法第159 條之1 不得為證據之規定，猶同意作為證據而言。是被告在無辯護人在場時，倘因不諳法律亦非嫻於訴訟而不知如何行使其訴訟防禦權，若法院又未善盡照料之義務，縱被告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其意思表示亦難謂無瑕疵，自不能依本法第159 條之5 第1 項賦予得作為證據之效果。又此明示同意之效力，既因當事人積極行使處分權而形成，因此，必係針對個別、具體之特定證據行之，不得為概括性之同意，否則其處分之意思表示亦有瑕疵，同不生明示同意之效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