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將針對實務常見之重要爭議 與您分享
| 標題 | 對向犯無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關於共犯自白規定之適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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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2012-10-24 | 類別 | 刑事類 |
| 內文 |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87號刑事判決要旨
（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形，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之陳述與其先前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陳述不符時，其先前陳述必須具備特別可信性及必要性兩項要件，始得作為證據。
（二）證據之取捨，法院原有自由判斷之權，而證人之證述前後兩歧者，究竟孰為可採，法院亦應衡情酌理予以審定。
（三）犯罪之謀議，除共同正犯中之同謀犯，因其並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實行行為，僅係以參與犯罪之謀議為其犯罪構成要件之要素，故須以證據證明其參與謀議外，其餘參與實行犯罪行為之共同正犯，法院對其事前有無參與犯罪之謀議，則無須為明白之認定，或以證據證明其參與謀議。又共同正犯犯意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
（四）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相對應於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投票收受賄賂罪，立法目的在於維護人民參政權中之投票權得以純正行使，就其犯罪結構之屬性，屬於必要共犯之對向犯類型；係以投票行賄與受賄雙方主體間，主觀上對於「投票權約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意思表示達成合致，客觀上則透過賄賂之標的移轉，作為銜接行賄與收賄對價關係之橋樑，而成就相對立之主體間各該犯罪之構成要件。此投票賄賂意思表示之合致，不以明示為必要，包括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即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相對人客觀上已可得知其效果意思而為允諾者，亦屬之。
（五）刑事訴訟法於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時，基於共犯之自白，如同共同被告之自白，難免有嫁禍他人而為虛偽供述之危險性，乃將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修正為「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之刑法，雖將其總則編原第四章章名「共犯」修正為「正犯與共犯」，但刑事訴訟法並未隨之修正，是以同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所稱共犯一詞，仍應指共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而言，不受刑法總則編第四章章名修正之影響。關於共犯一詞，在學理上雖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前者指一般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行者，當然為共同正犯；後者係指須有二人以上之參與實行始能成立之犯罪，依其性質，可分為聚合犯與對向犯。其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者，謂之聚合犯，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性交罪等是，數人之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仍屬共同正犯之範疇；然於對向犯則係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者，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之犯罪，如賄賂、賭博等罪均屬之，因之對立雙方之行為者各有其目的，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無所謂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本質上並非共同正犯，亦非刑法總則編第四章所稱共犯之教唆犯或幫助犯，自無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關於共犯自白規定之適用。至於對向犯之一方（例如受賄者），以證人身分指證他方（例如行賄者）之證言，是否可採，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其證明力，係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其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論理法則，即不得指為違法。 | ||